柿子红了,杏子落了:杏子大了为什么还会落

2020-09-04 16:37:16 | 作者:且听风吟 | 点击: |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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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一表哥说,他奶奶是他的累赘,等她死了,他就好了,就可以远走高飞了。他可以到他妹妹那里去,也可以去闯关东。他说,凭着自己的一身医道,走到哪都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他在我三姑家说过,在我家说过,也在当街跟西头小三他爸说过。

  真的,我在很多地方都听他这样说过。我知道关东是个好地方,不少人都想到那儿去。但一个人怎么能飞起来呢?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吮着手指发呆,心里想的就是这件事。仿佛看见景一表哥真的飞了起来,两只胳膊像鸟的翅膀那样扇动着,在村子上空盘旋几圈,然后就飞走了。他越飞越高,越飞越快,渐渐变成一个小黑点儿,隐没在棉花垛一样的云彩堆里。我真想知道他是怎样学会飞的,可我不敢问他。

  可能是鼻梁上那副像瓶子底一样厚的近视眼镜并不起多大作用,景一表哥走路时总是低着头,双脚很重地落到地上。每当他这样“叭嗒、叭嗒”地走过来,正玩得兴高采烈的我们,或是一哄而散,或是停下手里的活计,乖乖地在原地站好,连大气也不敢出。因为他讨厌小孩子,在不顺心的时候对我们狂吼乱叫。而他那张被两颗暴牙支着的嘴,总是噘得很长,仿佛时刻都在生气,让我们难以判断出他的心情到底是好是坏。“瞎子”、“绝户”、“倒霉鬼”、“反革命”,孩子们在背后偷偷地骂他。

  景一表哥白天出工,为生产队掏大粪;晚上或者偷偷摸摸地给人看病,或者拎着一件乐器――胡琴、三弦、唢呐、笛子――去找人弹唱,不到半夜绝不回家;到了腊月,更要走家串户地为人写对联,有时候忙到鸡都叫了。屋里只剩下他奶奶一个人。那是个满头白发、干瘦干瘦的老太太,衣服虽然破旧,但干净而整齐。我叫她大奶奶,但不记得跟她讲过几句话。

  大奶奶和景一表哥就住在西头第二家,院墙一人多高,顶上插着长满密刺的山枣树枝;门楼虽然不大,但那两扇总是虚掩着的大门却非常坚固。门前干干净净,连一根柴草都找不到。和周围人家孩子吵、鸡鸭叫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无论什么时候,这里都是静悄悄的。那排高大的枣树把枝叶探出墙来,使整个院子显得更加清幽和神秘。

  每次从他家门前走过,我都非常害怕。景一表哥的父亲是信一贯道被枪毙的,他母亲也相继死去。这都是我出生前的事,过去很多年了,但我总觉得他家里就像刚刚死了人一样,充满了鬼气。而他老婆跟人私奔的事,在我小小的心里,更显得诡秘异常。

  我一个人从不敢跨进他家的大门,只随母亲去过几次。他家有两棵合抱粗的大杏树,一棵在西山墙边,一棵在院子的西南角――别人家养猪的地方。杏子熟了的时候,大奶奶就让景一表哥告诉母亲带着筐去取一些。母亲走路总是风风火火的,但到了他家门前却把脚步放得很轻,慢慢地把门推开,又慢慢地掩好,才牵着我的手往屋里走。我紧紧依偎在母亲的身旁,心咚咚地跳,但对院里的景象又充满了好奇。

  一条小道由大门口通到屋门口,旁边是一畦畦的蔬菜,都侍弄得整整齐齐的。道边并不像别的人家那样架着障子。进门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石槽,里边蓄满清水,也不知是雨水还是井水。石槽旁有一簇枝叶繁茂的芍药,这时花早落了,但花蒂还在,上边顶着黑黝黝的、菱角形的籽包。

  我们快到屋门口的时候,大奶奶也从东屋出来,走到了外间屋里。她不说话,也不请我们进屋,从后墙下的柜子上揭下一层罩布,慢慢地叠起来。这时候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室内的昏暗,看到那个柜子并不是平的,西头明显比东头矮了许多;而且也没涂油漆,白花花的,像是一件还没有完工的家具。我忽然明白过来,那不是柜子,是棺材。天啊!

  大奶奶把那块罩布叠成方形,又在棺材盖上抹平,才迈动一双小脚,颤巍巍地向外走来。我赶紧闪到母亲身后,却探出头看她想干什么。她沿着房檐向西走去,路过窗户时,猫下腰从墙根拾起一根细长的竹竿,递给母亲。我们来到西山墙边那棵大杏树下,大奶奶抬头看了看,拿起靠墙放着的一把光秃秃的扫帚,在地上扫了起来。母亲伸手去接扫帚,但她没给,很快就扫完了。然后把那块罩布在扫净的地面上铺好,又抻平。那是一块蓝布,上边密布细碎的白色小花。

  母亲把竹竿伸进大杏树茂密的枝叶之中,用力搅动,杏子就噼里啪啦地落下来,像下了一场冰雹。我望着那又大又圆、黄里透红的杏子,不停地咽口水。看见有的滚到了蓝布外边,就跑过去拣起一个,往嘴里送去。忽然,一只手出现在我的眼前。这只手没有血肉,粗糙的表皮包着硬硬的骨头,好像杏树掉光叶子后暴露在外的枝杈。我抬起头,就看见了大奶奶那张脸:没有眉毛,眼角斜斜地向下耷拉,睫毛像杂草,有的乱七八糟地向外伸着,有的向内弯曲,粘在那双仅露出一线的充满泪水的小眼睛上;两腮深深地陷进去,在斑驳的阴影下,像两个黑洞;鼻子以下是个平面,满是皱褶的嘴紧紧地向里抿着,看不见嘴唇。我愣了一下,扔下手里的杏子,向母亲跑去,紧紧地抱住了她的双腿。

  过一会儿,我看见大奶奶弯下腰,拣滚到地上的杏子。她一枚一枚地拣,然后捧在手里,送到山墙根下。那儿还堆放着很多这种东西,但都是掰成两半的,已经晒得干硬;杏核则放在不远处的另一个地方。

  母亲打了一些就停下了。大奶奶抬起头看看她,又向树上望去,然后用她那干瘪的嘴向母亲努了努。母亲笑笑说:“不打了,够了。”放下竹竿,去帮大奶奶拣滚落在外的杏子,并把杏核扒出来。后来母亲把布上的杏子都装在筐里,大约有筐壁的一少半深。大奶奶把那块蓝布慢慢叠起,一边叠一边扑拉上边的土。她又把它叠成四方形,拿起来向屋里走去。快到大门口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看见大奶奶正在抚摸那具棺材。我赶紧抓住母亲的手,向外走去。

  这杏又软又甜,吃过后嘴里还留着一种奇特的香味儿,可惜几天就吃完了。我央求母亲再去讨一些,母亲说:“我可不好意思再去了。你要是馋,自己去跟你大奶奶要好了。”想起大奶奶那吓人的样子,以及她家外间屋那口白花花的棺材,我哪里敢去?但“当间儿院”的小四、小五却总要我跟他们到那儿去玩。他们就住在景一表哥家的东院,两家共用一道伙墙,站在自家院子里,就能清楚地看见隔壁那两棵大杏树上,掩映在枝叶间的一串串成熟的果实,但只有干眼馋的份,没人邀请他们共同享用。他们多次跟我商量进去偷杏的事,我总是有所顾忌;而缺少了我这个壮胆的,这哥俩又不敢真的进去。靠院墙那排枣树打起主意来倒方便得多,但枣子成熟还早着呢。

  终于有一天,一个五十多岁胡子拉碴的汉子用手推车把树上的杏全都推走了,车上的两个大筐装得满满的。望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小五埋怨我说:“都怪你,忒胆小。”“完蛋相儿!”小四说。他们哥俩开始讨论树上的枣是否能吃的问题,并进一步研究起上墙摘枣的具体办法,说话时一眼都不看我,好像我这个人并不存在。这伤了我的自尊心。在墙外转悠无数天之后,小五终于踩着小四的肩膀爬上墙去,小心翼翼地把脚插进山枣树枝的缝隙,但无论怎样努力伸长胳膊,就是够不到枣树的枝子。后来身体失去重心,摔了下来,把伸手去接他的我和小四都砸倒在地。不过这次失败的偷盗行为却有了意外收获:发现院里的西红柿已经熟了。

  这哥两个的决心都很大,我在他们的撺掇下,最后也鼓起了勇气。为了开门时不发出声响,小四先把一只手慢慢伸进门缝,在将缝子欠大一些之后,另一只手也抓住了门边,然后一边往上抬一边向前推。他探进脑袋看了看,在确定院里没人之后,就钻了进去。小五和我依次跟进。西红柿就栽在东屋窗户下,小四小五已经猫着腰过去了,我还在迟疑。后来,当他们一人手里攥着一个又大又红的柿子经过我站立的地方,向大门口跑去的时候,我终于下定决心,就近钻进了黄瓜架。我已经没时间选择黄瓜的大小,伸手抓住一个就用力拽。但这件事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容易,它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秧。后来,刷啦一声,黄瓜秧被我从架上拽了下来,我左手抓住秧,右手连拧带拽,终于把它弄了下来。抬起头,看见大奶奶已经出现在屋门口。

[ 2 ]

  我跑出来,见小四家的大门紧紧地关着,已经在里边插上了,忽然没了主意,不知道该往家里跑,还是该到一个什么地方藏起来。这时,大奶奶已经追了出来。我感觉脸上热辣辣的,忽然举起黄瓜,向她摇晃着说:“偷黄瓜来着,偷黄瓜来着。”大奶奶看我一会儿,扭头回去了。

  这是我印象中她唯一的一次走出大门。我再也不敢到她家门前去,自然也见不到她了。秋天的时候,听说大奶奶病了。母亲攒了一笸箩鸡蛋,准备去看她。我不想跟母亲去,但又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最终还是去了。一迈进大门槛,就紧紧地攥住母亲的手,低着头,只看眼前的一小块路。但走到外间屋的时候,还是感到头皮发麻,脊梁骨冷飕飕的。我怕的就是那具棺材,这时候,它在带给我紧张的压迫感的同时,仿佛也传来一种巨大的诱惑力。我忍不住抬起了头。它还在老位置,但已不是老样子,通体涂了猩红色的油漆,顶头处还画着小人儿和花。听见母亲在东屋说话,我才发觉自己一个人已经在棺材前站了半天,赶紧也跑了过去。

  大奶奶在炕头躺着,正和坐在旁边的母亲说话。这时转过头来,嘴角向上咧了咧。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我知道她要当着母亲的面把我偷黄瓜的事揭穿。但直到我们离开,她也没说。到那个时候,我的心才不七上八下的了。在她的被窝边,放着一个又矮又粗的瓶子,标签纸上画着两只桃,一只是整个的,大部分是绿色的,快到尖顶的地方却渐渐变成了红的;另一只只有一半,是嫩黄的,就和瓶子里的放的那些一样。瓶口敞开着,有一支羹匙儿插在里边。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但敢肯定它就是罐头,因为我家里盛卤水用的那个瓶子跟这一样,母亲叫它罐头瓶子。大奶奶把罐头向我推了推,其实她根本没推动,但我明白她的意思,就抬头看母亲的脸。母亲说:“你大奶奶让你吃,你就吃一口吧。”大奶奶说:“都吃了吧,反正我也吃不下去。”开始,我用羹匙托着一片送到嘴边,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吃,后来就成片地往嘴里送了。

  大奶奶在跟母亲讲述她患病的经过,声音很小,但由于四周静,也能听得清楚。她指着脖子上的一个肿块说:“开始是这儿,不大点儿,慢慢就变大了;后来全身都起了。”她把胳膊从被窝里伸出来,让母亲看。她的胳膊非常细,肉皮松弛,就像我们玩时把一根柴火棍套上自行车内胎那样。上边有无数看起来像是很硬的小疙瘩。“没啥事儿,”母亲说,“让景一给你开几副药,一调理就好了。”“都吃了一夏天了,”大奶奶说,“吃够了。不想再吃了。”“要不到县医院去看看吧。”母亲说。大奶奶叹了口气:“没用。这是瘤,治不好。”这时我把一片罐头放到嘴里,刚嚼了几口,忽然感觉恶心,含了一会儿,偷偷地把它吐在手里。从那以后,好多年我都在怀疑由于吃了大奶奶吃过的罐头,瘤会长到我的身上来。

  下轻雪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景一表哥在我家炕上坐着。开始,他跟父亲说话,大姐、二姐和我围在旁边听;母亲在炕头抱着妹妹,哄她睡觉。后来,夜深了,两个姐姐都趴在炕上睡着了,母亲也倚着墙打起了瞌睡。他们又聊了一会儿,就谁也不说话了。父亲坐在板凳上抽烟,景一表哥靠在炕梢的被垛上,把他带来的那本书举到眼前。煤油灯的火光一跳一跳的。不时有狗叫声从远处传来。这样过了好半天,景一表哥忽然放下书,坐直身子,看着父亲说:“我奶奶怕是不中了,也就这两天的事儿。”我知道他说的“不中”就是要死了的意思,但看他的样子,好像并不高兴;相反,他的嘴倒像是撅得更长了。难道他不想飞了吗?

  那天傍晚,父亲正在院子里收拾白菜,景一表哥来到大门外,喊了声“二舅”,就跪下了,磕了一个头。父亲扔下手里的活计就跟着他急匆匆地走了。过一会儿,小四跑进来,一边喘着一边说:“快去看,大奶奶死了。”我的心“咚咚咚”地跳,跟着他穿过门前的胡同,一路跑到他家的院子里。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小五和他的三哥、二姐在伙墙上排成一溜,把脚尖插进石缝中,手扒着墙头,正探头向西院看。我和小四也学着他们的样子爬了上去。那口棺材就摆在院子的中间,棺材头前始终有人在烧纸。过一阵就响起一片哭声。很多人里出外进地忙着。小四的二姐压低声音说:“不能咳嗽,谁要是咳嗽,死人就会把他的魂儿勾去。”我忽然觉得嗓子眼儿刺痒,但努力克制着,不敢咳嗽。

  后来,好多人在棺材的一侧聚成一堆,说着什么。景一表哥生气地喊:“那是封建迷信,封建迷信!”大家七嘴八舌地劝着他,但听不清他们具体说些什么。最终,他从人群里出来,向西南角的杏树下走去。那儿有一只板凳,他在几个人的搀扶下,登了上去,站直身子。但当人们松开手,他忽然左摇右晃,差一点摔下来,好在及时伸手抓住了头顶上方的树枝。有人递给他一根扁担,景一表哥抓住一端,把另一端举起来,就像举起一条长枪,枪尖斜斜向上,对着院墙外的天空。我听见他高声说:“奶奶,西南大路,三条道儿,你走中间那一条;奶奶,西南大路,三条道儿,你走中间那一条……”尾音颤颤的,好像分了许多岔儿。

  那一晚上,以及此后的许许多多个夜晚,景一表哥那旧棉絮一样破败的声音,就在小村的上空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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