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师恩

2019-09-05 13:05:19 | 作者:胡广林 | 点击:364 |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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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因扶贫驻村摔断左腿的二次手术,宅在家里,卧在床上百般聊赖,便拄拐到书房找书消遣。一本静静躺在书架上的《辞海》,把我一下子拉回三十多前的中学时代,恩师黄朝国的音容笑貌在眼前浮现,与他在一起的岁月片段如同发生在昨天。

追忆师恩

  黄朝国老师浓眉大眼、脸部轮廓分明,身材修长、略显清瘦,穿着十分讲究,衣裤总是熨烫得平整无褶,一尘不染。就是这样一位看似难以接近的人,却与当时绝大多数都是破衣烂衫的学生处得融洽,学生都爱与他亲近,对他产生父辈般的依赖,他待学生爱如子侄,不分亲疏,在学习生活上关爱有加。时至今日,我们这些他当年的学生偶有相聚,忆及往昔,黄老师的话题不绝于耳,对他的记忆不是他的课讲得如何精彩,对学生管教多么严苛,而是他对学生课堂之外的鼓励、教导和爱护。

  上世纪八十年代,没有义务教育政策,一个孩子读不读书,取决于家庭经济条件和父母的重视程度,因我五岁便能识得三五百汉字,父母认定我是读书的苗子,小学毕业后坚持送我去了邻乡一所有初中的学校,那年我不满十二岁。这所叫“红林”的中学,虽然交通不便,不在公路主干线上,却因几年里考走了两个中专生而名声在外,那时很多区乡中专生还是零记录,考上中专甚至超过现在考上985、211学校,对于寒门学子来说,那便是鲤鱼跳龙门。我很幸运,我的班主任黄朝国老师,正好是考走中专生之一的班主任,开学第一次班会上,黄老师讲述那位给学校带来荣誉的、不曾谋面的师哥时,我们每个学生满是羡慕、敬佩。

  一些年龄比我大、懂事早的同学,起早睡晚,背单词、记时政、证明几何题,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学习上。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也是最玩劣的,早把父母的寄托弃于九宵云外,别人早起我贪睡,别人学习我耍怪,不把学习当回事,唯一感兴趣的是学校那个小小图书室里的小说和连环画,在每人一次只能借阅两本的情况下,想方设法的用同学的借书证弄回的书塞满了书桌屉和我那个破旧的黄挎包,为了赶在还书日期前看完再去重借,我真正是争分夺秒、废寝忘食,吃饭时书不离手,就连上课时都用课本打掩护看着小说。终于,在黄老师的语文课堂上,我被当场抓了个现形,他一下子收没了我桌屉内小说、连环画十几本之多,把我赶出教室。那是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深秋,操场边的那棵枫树上叶子正红,一阵风吹过,几片枫叶飘荡,站在教室外的我感觉到后背阵阵发凉。黄老师有时候脾气大,只要发现耽误学习的,如洋火枪、弹弓之类的玩具,毫不手软地当众销毁,我的这些书都是请同学帮着借来的,如果销毁、扣留,我是要赔偿的,我哪里有钱赔,再说我连这些书从哪里能买来都不知道。想着这一关无法过去,我的眼泪刷刷,哽咽无声。“把你还委屈的!”黄老师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原来已经下课,“走,把你的‘宝贝’抱上,去我的房子。”我无奈地从班长手里接过一大摞小说,低眉着的眼,余光看到挤在门里的同学,表情里全是担心。跟在黄老师的身后,我机械地迈着腿,真希望去黄老师房子的路变长,长得我这一辈子都走不完。到了房间,黄老师从床下拉出一个木箱,让我把书放进去,用锁锁上。看到我借别人的书锁进箱子,我的心一下子掉进深不可测的深洞,没有了着落,大脑一片空白,喷涌泪水模糊了视线。“啪”的一声,我才回过神来,泪水也吓回去了。他手里那根我们都熟悉的竹鞭打在桌上,已断成两截,长的部分握在他的手里,短的部分落在我的脚边。他用严厉的眼神看着我,我分明感觉是一把锋利的刀在一点一点地刮着我的皮肉,吓得我浑身打战。好在自始至终,鞭子都没落到我身上,尽管他大声地喝斥我不懂事,不把父母的期望当回事,把自己的前途当儿戏---讲到激愤时,鞭子在办公桌上敲得噼噼啪啪的,从开始的害怕,变成认真听他讲的每一句话,当他说到我的家境,说到我的父母艰辛地送我上学时,我的眼泪再一次泛滥。从我进他的房间,到我离开,他没有问我一句话,没让我写检讨,没让我作保证,就像是让我一个人听他上了一堂“填鸭式”的课,临出门时把他的洗脸手巾递给我,我顺从地接过,毛毛草草地擦了一下满是泪痕的脸,但柔软的毛巾上那股香皂的幽香,让我对他的怨恨一扫而尽,那时穷人家的孩子洗脸根本不用毛巾,更别说这么高级的毛巾了。直到走出门,我才又一次想到他锁进箱子的书,心里想,过一段时间再想办法。这次事件过后,我虽说学习上依然没有尽全力,至少能保证上课、自习时精力集中,学习成绩提升很快,一直在班级前三名游走。好长时间里我也没向别人借小说,再想借时图书室的老师和同学都不借给我,被黄老师锁着的那些借同学的书也没有人再向我索要,我猜想这一定他的“功劳”,心里对他充满感激。

  有一次,我在学校突然扁桃体发炎化脓,高烧不退,躺在宿舍里说胡话,恍惚中有几个人把我抬到自行车后架上坐着,骑车人又用绑带从我的腋下套在自己腰上,我下意识地用双手抱紧骑车人的腰,至今我还记得,那是初冬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被动地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迎面吹来的寒风被他的身躯挡着,有那么几缕晚风吹到我的脸上,发着高烧的我感觉凉悠悠的,很舒爽。就这样,黄老师骑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了八九公里,把我送到距学校最近的一个卫生院,守着我打了一晚上的吊针,当我完全有意识时,看到黄老师因为困乏坐在靠背椅上睡着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输液,见效很快,高烧已退,喉咙吞咽也无明显痛感,不知为什么我却热泪盈眶。那时打吊瓶是很贵的,花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即便知道了我也没有钱还他。黄老师见我病好,很高兴,说钱不用我管,好好念书就行了。

  就在我懂得只有学习,才能改变我的命运之时,灾难结伴而来,初二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父亲被毒蛇咬伤,母亲做农活滚坡,祖母从楼上摔下来,先是姐姐领着我与妹妹上坡做活,谁知姐姐也因阑尾炎拖延治疗,导致肠粘连穿孔,尚未病愈的父母,拖着病体送姐姐去县医院做手术,虽经手术洗肠,父母输血,历经九死一生,姐姐总算活了过来,而我家也债台高筑,地里更需要人手为一家人生计劳作。这段时间里,我学会了做饭、洗衣,并且正式下地做农活。生存大于天,在上学和生存二者地取舍上,我只能选择弃学养家。

  那年深秋,别的学生都已到校一个多月,我在家里先是收玉米,后是挖地种小麦,看着父亲拖着伤脚跪在地里做活,我偶尔对上学产生的一点幻想就被无情地击碎。一个周五的黄昏,正在挖地的我累得气喘吁吁,伸腰抬头时看到地头上一下子冒出一大群人,我的班主任黄朝国老师利用周末,发动全班男生步行十几公里来我家帮忙种麦,一向穿着讲究的他,换上我父亲的破旧衣衫,与十几个男同学一起,在我家劳动两天,把我家小麦种下地,还给我家院子堆满过冬柴火,面对父母的千恩万谢,黄老师轻描淡写地说:“娃是念书的好苗苗,不念书可惜了,学费、书本啥的,你们不用管,有我!”就这样,我在辍学一个多月后,又回到学校。这一学年,黄老师对我的关爱比对别的同学要多,给我买作业本、墨水、纸笔,经常让我去他那吃饭,让我在校能安心读书,无后顾之忧。第二年夏天,我顺利考上中专。在当时,我考上中专不仅是我和我家的转折,同时也引起不小的轰动,填补了我们乡上中考的空白。

  毕业后参加工作,一直与黄朝国老师保持着联系,从未中断。几年前,黄老师退休后被查出患食道癌后,我们这些学生相约,隔一段时间就去乡下看望他,若很久我们没有去,他便会打电话告诉我们说,旬河边的柳树绿了,你们下来转转;或者说地里玉米熟了,能烧着吃了。我们便利用周末结伴去他家,见到我们,他很开心,讲他怎么治疗、锻炼,带我们去书房,展示他怎么练字,与我们一起下河玩耍、拍照,吃饭时见我这些已到中年学生互相劝酒,他脸上满是笑,丝毫不把他吃喝难咽的痛苦当回事,我们走时,给我们车里装上土特产,每人一份,大多是他花钱买的,如果我们不拿上,他会不高兴。最后一次见到黄老师,他从西安化疗回家,人已消瘦得厉害,喝水都很吃力,虽然见到我时依然显得很乐观,但我知道,老师的大限将至。当时,正在他的书房里,一阵阵揪心的痛让我感觉眼睛酸楚难受,为了怕他看见,假装转身在书柜里找书看。不知当时怎么想的,我把一本《辞海》拿在手中,面对黄老师,笑嘻嘻地说,老师,把这本书送给我吧。他先是一愣神,然后瞬间好像病好了,点点头,微笑着说,嗯,送给你,我还没收过你一箱子书呢。

  就这样,这本《辞海》从此就摆上了我书架。

  黄朝国老师走后,我经常想起他、梦到他,同学再聚时,都会说起黄老师,每个人都会念着他的好,而我对他的感情尤甚,用别的同学话说:虽然黄老师爱护每个学生,而对我不一样,因为我是金榜题名的。而我想的却是,人的一生,最关键处就那么一两步,踏不上便是不一样的路,在那个年代,黄朝国老师对我所做的一切,改变了我的人生。

  (胡广林,陕西省镇安县人,70后,从教十多年后改行从政。商洛诗歌学会会员,有散文、诗歌作品发表于《现代家庭报》《散文诗世界》《散文诗》《商洛日报》《商洛诗歌》《青草文学》《各界导报》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