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源于中国?

2020-09-25 14:52:47 | 作者:大鱼 | 点击: |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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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源于中国?

  近年来,一些人提出“西方文明源于中国”“英语源于中国”之说,让很多人惊掉了下巴、笑掉了大牙。其实,以康熙为首的清代知识分子早就发现了这个“惊天之秘”,还一本正经地做了很多“论证”。

  在康熙之前,“西方文明源于中国”只是一些零星见解。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带来毕达哥拉斯定理,黄宗羲发现其与中国的“勾三股四弦五之术”相通,于是认定是西方人“窃”了中国的勾股之术。

  类似说法也见于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方以智认为,西方历法虽精准,但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说过,只是因后人不争气才失传了,没想到竟被西方人捡去发扬光大。王锡阐则称,西方历法的创新之处全在我们的旧法当中。

  但黄、方、王三人的影响力在当时颇为有限,真正力证“西方文明源于中国”的是康熙。

  众所周知,康熙非常好学,曾向西方传教士学习数学、地理与天文历法。不过他并非真对知识本身有兴趣,而是带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折辱汉人知识分子,消灭他们在“学问”方面的心理优势。

  因此,康熙召来李光地等人,当着他们的面证明《尧典》之类的古籍是错的;从教士那里学了天文历法,转头就计算河水的流量,也会召集群臣当场示范。

  打击汉人知识分子的同时,康熙又以“西方文明源于中国”之说来打击传教士。康熙曾写过一篇《三角形推算法论》,宣称西方历法源于中国,而西方算法全部出自《易经》。

  康熙负责给结论,知识分子负责“论证”该结论的正确性。比如号称康熙朝“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热烈歌颂康熙的见解前所未有,然后“全面论证”西方天文学即中国古代的“周髀盖天之学”,且脑补出了一条“合理”的文明西传之路。在这场所谓的“论证”中,梅文鼎一再称自己对康熙的说法佩服得五体投地。

  同样“拜服”的,还有西洋传教士。康熙御制《数理精蕴》里说:汤若望、南怀仁这些人很懂历法和算学,问他们这些学问从何而来,他们都说是从中土流传过去的。

  内有“学术界”的拥护,外有传教士的认同,“西方文明源于中国”之说遂成康雍乾嘉时代的主流思想,且代代有“创新”。

  活跃于嘉庆、道光时代,集学者与官员于一身的阮元,曾宣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哥白尼地动日心说,有可能源自张衡的地动仪;活跃于嘉庆时代的邹伯奇,则论证得出“西学源于墨子”的结论。

  邹伯奇的这一“发现”,俘获了众多晚清知识分子的拥护。光绪年间出使西方各国的薛福成,曾认定“泰西耶稣之教,其源皆出于墨子”,不但西方的光学、力学与机器船械之学来自《墨子》,连“举旗灯以达言语之法”与“千里镜显微镜”都不出《墨子》的范圍。此外,薛福成还说,西方的星算之学源自中国的《尧典》《周髀》,西方的火轮船则是仿照中国的“木牛流马”。

  大略同期的冯桂芬、郑观应等也均宣扬过类似论调,并进而认为“师夷长技”不过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没什么大不了,并不构成对华夏文明的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康雍乾嘉时代,所谓“西方文明源于中国”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这个层面。进入道咸同光时代,这种论调开始涉及思想文化。

  出使日本的黄遵宪,虽也认定西方文明“源流皆出于墨子”,但他论述的重点已不止于科学技术——西方讲人权,源自墨子的“尚同”;西方讲爱邻居如爱自己,源自墨子的“兼爱”;西方讲上帝和灵魂,源自墨子的“尊天明鬼”。

  出使欧洲的薛福成在日记中宣称,中国在尧舜时代就是民主制度,西方的学校、医院、监狱、街道,均有中国“三代以前遗风”,上下议院制度也可在中国古代找到源头。总之,西方政教凡“合于我先王故籍之意者”,国家都很强盛,反之则乱象频生。

  1895年,严复撰写《救亡决论》,对上述论调做了辛辣的讽刺。他说,现在有些人自居名流,对西学并不了解,只凭耳闻,再从中国的古书中搜猎相似言辞,就敢说什么“西学皆中土所已有”,实在讨厌又可笑。他进而感慨道:“有此种令人呕哕议论,足见中国民智之卑。”

  (摘自《百家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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