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去的故乡不老的情

2021-07-02 20:22:23 | 作者:高忠孝 | 点击: |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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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去的故乡不老的情

  □高忠孝

  岁月催人老,老的让我对许多事情逐渐变的模糊或淡忘,而对故乡小村庄的黄天厚土、人情世故却仍然挥之不去,记忆犹新。这也许是我对故土、故乡有一种不可割舍的情结吧。

老去的故乡不老的情

  自从我当兵离开故乡后,头几年没有探亲假,常常在梦里思念故乡,当有了探亲假时,我往往因为工作缘由,两三年才能回一趟家。父母去逝后,我的根没有了,回去的次数也就逐渐减少了,既是偶尔回去一趟,也就打个转身而匆匆离去。四十余年,我回故乡的次数屈指可数。我常常在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要好好地住上几天,看一看故乡的果园、麦田,走一走上学、挖药材的小道,找一找儿时捉迷藏的麦草垛、牛羊圈,望一望结伴下河摸小魚、偷摘邻村瓜果的”战场”。甚至梦想,搬一把小蚂蚱凳坐在场畔的大槐树下,与乡亲们好好拉拉家常。可惜,这些愿望却一直未能实现。前两年退休后,我终于有时间回了一趟故乡,而故乡再也不是我过去的故乡了,往日鸡犬相闻、人欢马叫的热闹场面没有了,村庄里变的冷冷清清,许多人家都搬到了他乡,从村东头到村西头已剩不了几户,能叫上名字的老人几乎都去了遥远的天堂,青壮一代,或打工或上学都跑到了喧嚣的城镇,而留下的却是一座座孤零零的院落,整个村子里很难碰见一个人影……

  故乡老了,老的我几乎不敢相认。我在时,故乡还是那个故乡,我没在时,故乡却渐渐地凋落。

  行走在这凄凉、萧条、寂静、空旷的村庄,我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和酸楚,眼帘不时浮现出故乡人、故乡事、故乡的山山水水。

  我的故乡在富县寺仙镇一个叫做半坡塬的小村庄,一个在中国的版图上没有留下一丁点印记的地方。虽然我不知道故乡村名的由来,单从地貌上看,故乡属于半塬山区,塬的高处与塬畔形成的自然坡差,与四周的沟壑紧密相连。也许我们的村名是由此地形的走向而来的吧。其实,故乡只是一个自然村庄,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村,它与附近五里地的后桃园村是一个大队。近两年随着国家对乡镇、自然村的整编,我们的小村庄又与附近的几个行政村合并改成了村民小组,但儿时根深蒂固的习惯,我到现在还改不了口,仍然把它叫半坡塬村。兴许这是对故乡小村庄的眷恋和怀想吧,总觉得这样叫亲切、亲近、亲热。

  故乡半坡塬村,村子不大,人口不多,鼎盛时期也不过三四十户人家,而且基本上都是外来户(当地人称外地迁移的住户),有建国前逃荒要饭过来的,有忍受不了“斗地主打恶霸”时期的游斗来避难的,也有从人多地少的附近塬上搬迁而来的。虽然人口结构复杂,语言南腔北调,生活习俗各异,但人都很淳朴善良,不多事,相处和谐,“亲如一家”,从没有发生偷盗抢劫的罪孽之事。村里若要遇上喜事、丧事,或大灾小难的,乡亲们都会竭尽全力帮忙。每遇春节,村上热闹非凡。从大年初一起,晚辈们会端着放有酒、菜的木制盘子,一拨接一拨到年长者家里敬酒拜年,小孩子也早早穿好新衣服,窜遍全村争领毛毛票(一两角钱)和果糖瓜子。既使平常,哪户杀了猪,宰了羊,也要请老年人或关系特别亲近的人美美吃上一顿。每逢饭口,大人们常常端着饭碗走东家、窜西家拉家常。小孩子见了长辈,不管什么姓氏,都亲切的称呼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从没有当面叫名字的。我当兵走的时候,村上和过喜事一样,道贺的人接连不断。队干部还专门安排人杀鸡宰羊,召集乡亲们为我送行,临走时,他家送两盒香烟,你家送几个煮熟的鸡蛋,男女老少站满村口送我远行。这种场面在我哪小村庄可谓壮观,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清楚记得,那个时候村里吃水困难,虽有一口二十八丈的深井,但多年没有维修,井下时常坍塌,辘轳转了半天绞不上一桶泥水。每到夏天,人畜用水高峰档口,井里却没有一滴水,再有耐心的人也忍受不了两只一上一下的掉桶轻飘飘地从井口冒出。在一声长叹之后,绞水的乡亲往往会把水桶甩的咣当响,骂一句"烂怂村",便扬长而去。吃水问题成了乡亲们的一块心病,常常因为水发愁,最害怕的是家里来客无水做饭。因为缺水,好几个到了结婚年龄的人找不到媳妇。后来,一些稍微有点经济能力的人家到大塬面掏钱拉水,而没有经济能力、却有劳力的人家半夜三更到塬畔下五、六里的山沟里挑水,两者都没有的人家只好东借一盆,西借一瓢。而在吃水贵如油的年代里,大凡家里有一点水的人家也从不吝啬。如今吃水的问题乡亲们再也不用发愁了,但耸立在村口的高高水塔下却不见挑水人的身影。

  六十年代末,村上来了一批北京插队知青,全村人忙上忙下找住处、搭伙房、借灶具。知青们睡不惯土炕,一些人家还把自家院子的树木砍下来为知青做床板。当时正值冬季,村上集体无存粮,许多乡亲把家里仅有的米面油送到知青点,会做饭的婆娘们还自告奋勇担起了伙夫。这一幕幕情景,还被后来专程回村看望乡亲们的北京知青作为回忆的话题。

  故乡的小村庄虽然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差,水源缺乏,但土地肥沃,种植的农作物产量不低,吃”大锅饭”哪几年,附近的塬上、塬下村庄打下的庄稼连公粮都交不够,而故乡的小村庄却能超额完成任务。最让人欣慰是,故乡塬畔下的沟壑生长着许多野生药材,如黄芹、马莲、酸枣树等等,乡亲们上工之余也来挖掘和采摘,晒干后卖到药材铺贴补家用。而塬畔下的风景也甚是好看,叫不上名字的野生乔木、灌木,密密麻麻,一片连着一片。站在塬畔往下望,随风摇曳的树木,郁郁葱葱,红黄相间,将沟沟岔岔覆盖的严严实实。每到伏天,钻进枝叶交织的密林,没有烈日的曝晒,到处散发着舒心的凉爽。最让人惬意的是,穿行在密林间,能听到各种鸟叫和知了的”吱吱”嗡鸣声。这些稀罕的小不点聚笼在一起,时而合奏,时而独奏,发出不同的音律让人陶醉。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一群小伙伴经常借挖药材、砍荆条(编筐子用的细树条)的机会,躲进树林,贪婪的躺在杂草丛里,折一片树叶或细毛草,噙在嘴边,聆听着”百鸟朝凤”。痴迷时,竟然把挖药材、砍荆条的事儿忘的一干二净,常常被大人们训斥。

  我们村上有一名老红军叫王明亮,河南人氏,十多岁时被国民党抓壮丁,后随部队起义被编入红军运输队,赶马车运送军粮。复员后,本该回原籍安置,但老家举目无亲,就留在了村里。老红军不识字,头脑有点迟钝,一辈子没有娶妻生子。年壮时还能参加集体劳动,年老了主要靠村上的救济和上边发的八块钱生活补贴过活。村里人经常开玩笑地说:”你是老革命,不用干活还有薪金呢,不像我们风吹日晒雨淋也见不到半毛钱”。说的老红军心花怒放,手足舞蹈。但也有人说老人不是红军,是俘虏兵。每当听到这些闲言碎语时,老红军就会翻箱倒柜拿出几个红本本让大家看。小时候我们小孩子不懂事,也围上去看热闹,还当面叫老人假红军。上中学时,我有一次放学从老红军门口经过,老人专门把我叫进去说,你识字,看看这是不是假的。我拿起两个红本本仔细端详:一个红本本是复员证,内页有红军部队的番号和军政首长的签名、盖章,另一个发黄的页面,是当时的乡公所发的安置证。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叫老人假红军了,内心里对老人充满了敬重和崇拜。老红军晚年日子还算幸福,生活起居都是由村里人家轮流照管的。我高中毕业后还曾学写过一篇《老红军王明亮老来得福》的报道,被当时的《陕西农民报》刊登。听说我当兵走后,我的大哥大嫂一直照管着老红军,直到老人仙逝,而老红军念念不忘、当作证举的两个红本本至今还保留在家里。

  在我的记忆里,有一名郭姓大哥,村上人都叫海哥,人活套,又有文化,是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油漆匠,在当时也算是我们村上有脸面的能人。海哥经常给公社(乡镇旧称)机关、学校、医院油漆门窗和家俱,认识人多,资源广,村里或乡亲们有什么急事、难事都会找他商量解决,海哥从来不推辞。当时,我和另两名同学是我们村上仅有的在乡上中学读书的住校生,海哥下班后经常到学校嘘寒问暖,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那时候,住校生每周只能背三天的蒸馍,背多了就会发霉,所以,后三天就会出现断顿。农忙季节,家里人根本没时间到十里外的学校送馍,海哥时常就兼顾了捎馍的任务,有时我们也会借海哥的”二八”大飞鹄自行车回家取馍。

  海哥人员好,好酒,经常约三、五好友举杯把盏。听家里人说,海哥前多年因重疾缠身,一病不起,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我想这可能是他当年积劳成疾、嗜酒如友落下的后患吧。

  我走的时候,故乡的塬面、坡坡洼洼基本上都是种庄稼的,一年两茬,麦子割了种糜子和谷子,如今大部分田地被果园吞噬。田埂上再也看不到乡亲们吆着牛、赶着驴日出日作了,仅仅在苹果树剪枝、喷药、套袋、摘果时,才有人员聚集在田间地头,但大部分是从外乡外村雇来的,忙期一过,田地里又恢复了安静。时下,许多果园被外包,既使走进果园里也看不到熟悉的面孔了。

  故乡地广、人少,我上中学阶段时,每年春耕播种和”三夏”大忙季节,劳力不够时,我们这些半大小伙子也在周末被派上阵,帮忙抢收抢种。那时候,田间地头,打麦场上,到处是大人小孩,好不热闹。如今这样的场景可能一去再也不复返了。

  也许是离开故土太久,故乡的变化我没有细心的考究,但不管怎样变化,我对故乡乃至远走他乡的乡亲们,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牵挂。故乡虽然老去,乡亲们虽然离散,但故乡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这里依然是我的家,哪怕剩下最后一户人家,它也是我心心念念的故乡。

  故乡老去,我情依旧!

  (高忠孝,富县寺仙镇桃园村人。原系武警陕西省消防总队副参谋长,现已退休。)